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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家庭成員侵害未成年人情況、從預防做起將保護向前延伸……杭州“織密”未成年人保護網

上周四,最高檢通報了鮑某某涉嫌性侵案調查情況。雖然本案最終查明不存在侵害未成年人情況,但性侵犯罪特別是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又一次引發了大家的關注。
2020-09-21 11:47:22  來源:浙青網-青年時報  作者:記者 鄭舜   編輯:蔡霞

今年5月,最高檢聯合國家監委等9部門下發《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要求相關主體發現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案須強制報告。而在杭州市蕭山區,早在2018年4月已開始推行類似制度。同年7月,杭州出臺《關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強制報告制度)。兩年多來,杭州已形成豐富的地方經驗,一系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得到及時處置。

同時,杭州檢察機關一直在向前推進——蕭山區檢察院開始關注家庭成員侵害未成年人情況;西湖區檢察院將對未成年的保護向前延伸,盡可能預防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情況的發生;杭州市檢察院則在如何提升未成年人案件辦理中的司法社工服務質量上下功夫……

A

多虧了強制報告制度

小女孩遭受侵害父母卻不信

鄰居阿姨用強制報告制度幫了她

2020年春節,杭州某村9歲女孩蘭蘭因父母外出,由爺爺幫忙照料,卻遭到爺爺猥褻。蘭蘭將此事告訴父母,父母并不相信。后當爺爺再次對蘭蘭進行猥褻時,蘭蘭偷偷用手機拍下了全過程。之后,蘭蘭想起了一個她很信任的人——鄰居家阿姨。于是她拿著手機找這位阿姨求助。幸運的是,這位阿姨是村婦女主任,她在工作中了解到杭州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因此在得知蘭蘭的遭遇后,她立即上報。

當地婦聯通過支付寶小程序舉報給檢察院。檢察機關收到線索后,第一時間介入,引導公安機關開展偵查,加強關鍵性證據的固定指導。與此同時,杭州市檢察院也指派心理專家對蘭蘭及其家庭開展系統性心理疏導。

現在,爺爺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檢察機關對蘭蘭的關愛及救助工作也在持續進行中。

醫療機構報案的最多

物業、酒店、培訓機構也開始加入

杭州市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徐萍指出,蘭蘭遭遇侵害的情況能及時被報告并得到及時處置,與近兩年杭州各家報告主體的努力分不開。“說明強制報告制度已實實在在落到了婦聯等基層干部身上,且隨著對強制報告制度的持續宣傳,越來越多的報告主體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有強制報告的義務和責任。”

這一點也在杭州市檢察院發布的一組數據中有所體現:截至目前,杭州共發生涉強制報告刑事案件34件。其中醫療機構報案16件,學校報案11件,婦聯組織報案2件,物業、酒店、教育培訓機構從業人員報案各1件。

“強制報告制度試行以來,最多的報告責任主體是醫療機構,現在也出現了物業、酒店、教育培訓機構從業人員,可見報告主體在不斷豐富。”徐萍表示這是一個好趨勢。

相比最高檢的《意見》

杭州的制度更與本地情況相結合

今年5月,最高檢等9部門進一步完善機制并印發了《意見》,該制度也被寫進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徐萍一直在參與、推進杭州的強制報告制度,該項制度在被最高檢等部門推向全國后,她也第一時間對比了最高檢的《意見》與杭州的強制報告制度。

“其實,之前與杭州強制報告制度同步推進的,還有市委政法委牽頭、聯合市檢察院等多部門制定的《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干預制度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強制干預制度)。可以說,強制干預制度是強制報告制度的升級版,它包含了強制報告、立案查處、救助幫扶、親職教育、監護干預等一系列內容。”

徐萍介紹,杭州的強制報告制度中的需強制報告情形、強制報告主體的范圍等內容,沒有《意見》涵蓋的細與廣。同時,最高檢等9部門出臺的強制報告制度,還特別強化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和監委對失職失責人員的問責內容,這也是杭州強制報告制度中沒有全部涉及的。“不過,在杭州的強制干預制度里,對報告情形有著更詳細的規定,與《意見》涵蓋的范圍相差無幾。強制干預制度里也有對負有報告義務的機構和工作人員責任的追責制度,但沒有能像《意見》那樣強調了監委的監督責任。”

徐萍介紹,強制干預制度里有一個《意見》中沒有的內容——針對涉案監護人的強制親職教育。“這部分內容,是我們結合杭州的案件情況制定的。我們認為,保護孩子是成年人的責任,需要家長、老師有意識去引導孩子學會自我保護,但因父母疏于對孩子監護、教育,導致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情況常能在案子中遇見。”

該規定,就是讓公安機關、檢察院可以對“失職”監護人進行強制親職教育,加強其履行監護、教育能力的培養。

B

蕭山區檢察院的新探索

家庭成員侵害未成年人權益?

蕭山制定聯合干預制度及時保護救助

杭州市檢察院發布的數據顯示,在34起涉強制報告刑事案件中,性侵案件有29件,故意傷害案2件,虐待兒童案2件,故意殺人案1件。被害人中,32人為女孩,2人為男孩。

“其中的性侵案大部分是家庭成員作案、熟人作案。受害人的家庭情況也都特殊,多為單親家庭、離異再婚家庭等,且父母關系普遍不好,對于孩子的認知也存在一些問題,甚至有父母會認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可以隨意處置等。”徐萍介紹。

正因為這樣,杭州市蕭山區檢察院在做一個新探索。

今年5月29日,蕭山區檢察院聯合區法院、區公安局、區民政局、區婦聯、團區委,印發《關于建立家庭成員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聯合干預制度的意見》通知(以下簡稱聯合干預意見)。該制度適用范圍為發生在家庭內部,監護人或者其他實際撫養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權利、民事權利的案件。

蕭山區檢察院未檢檢察官方蕓介紹,除了及時發現案件線索、打擊犯罪,及時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同樣非常重要。這其中安置救助難度最大的,往往是家庭成員實施侵害的案件。強制報告制度施行兩年多來,收到的報告上來的線索中,也有部分家庭成員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的線索還達不到強制報告制度中規定的那9種比較嚴重的傷害情形,不構成刑事犯罪,但也確實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都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

蕭山檢察院檢察官方蕓給中建三局職工和“小候鳥” 普及法律知識。 檢察院供圖

父親經常不交學雜費還酒后打女兒

檢察官介入幫孩子解決生活難題

方蕓介紹了一個她碰到的案例,也是這個案子,促使她推動建立家庭成員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聯合干預制度。

之前,蕭山區婦聯找到方蕓,說遇見一個棘手的事情。女孩小花的父母幾年前協議離婚,當時說好小花由父親撫養,但父親平時不怎么管小花,甚至連學雜費也經常不交,他自己則時常喝醉。小花說,有時父親醉酒后還會打她。小花媽媽得知情況后,就將女兒帶走隨自己生活。父親見女兒被帶走,開始打電話、上門找小花媽媽要人。在被小花媽媽一家人攔在門外后,父親又去小花學校鬧,影響到了學校正常教學。他屢次鬧事后,小花媽媽不敢再把孩子送去學校。學校是希望小花能趕緊返校上課,但也擔心小花父親再來鬧事。為此,小花媽媽和學校都向各自所在鎮街的婦聯求助。

接到線索后,方蕓向小花和小花媽媽了解了情況,并從其他多方面調查核實。小花母親說,她們已身心俱疲,她打算向法院起訴變更撫養權,但擔心整個訴訟時間比較長,小花的學習會受影響。且經醫院檢查,小花已患上抑郁癥,幫助小花脫離原生活環境已刻不容緩。

方蕓向教師群體普及推廣強制報告制度。

于是,方蕓建議小花母親,可先代小花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這樣小花在國慶假期結束后就可回學校念書。另一邊,她們也可以再走民事途徑解決監護權變更事宜。

聯合干預意見明確了各部門職責

實施3個多月已成功辦理6起案件

方蕓介紹,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隱蔽性強,發現難,而家庭成員作為施害人的案件往往更難發現,而且有不少可能程度沒有達到刑事犯罪的案件。

“就像小花的案件一樣,還是需要及時聯合干預的。另外,過去很多民事案件,在辦理過程中對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關注也明顯不足。我們希望在職權范圍內,盡可能給她們提供幫助。”方蕓說,這也是制定聯合干預意見的初衷。

聯合干預意見明確了各部門的工作職責。比如檢察院在收到相關線索后,應第一時間介入偵查(調查),及時提供必要的法律幫助。如果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機關應當立案沒有立案的,檢察院會進行立案監督,如果涉及到撤銷監護權等民事訴訟的,檢察院會依法一同出庭支持起訴等。如果受侵害未成年人需要心理干預、心理幫扶,檢察院將提供無償的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資源。

方蕓給幼教群體的巡講法律版知識。

據悉,該制度施行后,蕭山檢察院已成功辦理6起家庭成員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其中4起為民事案件,3起已經判決,1起調解結案。

聯合干預意見中還有一個首創的“附條件不建議撤銷監護權”機制。

“我們考慮到,原生家庭是孩子最好的成長環境,如果都一刀切撤銷監護權,對孩子來說未必是真的有利。”方蕓表示,對于侵害人悔罪表現明顯,獲得被侵害人諒解,同時不是性侵害、故意殺人等嚴重暴力傷害的,希望能通過“附條件不建議撤銷監護權”制度再給父母一次機會。

當然,為了確保孩子回到父母身邊以后是安全的,聯合干預意見也制定了監護評估、考驗期、親職教育、家庭教育指導等相關的配套規定。“案件辦結后,我們還會聯合相關部門開展定期回訪、持續關注,以確保孩子的健康、安全。”方蕓說。

C

持續推進全力保護未成年人

成立服務中心細分司法社工工作內容

干預、幫扶、救助使未成年人盡快走出陰影

在關注如何及時發現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外,杭州檢察機關還在關注未成年人案件的干預和綜合保護工作。

今年5月底,杭州西子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的推動下成立。這是浙江首家由市級檢察機關作為業務主管單位,市民政局作為登記管理機關,專門服務于全市公檢法司涉未成年人業務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

徐萍介紹,在中心工作的有社工老師以及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領域的專家,將進一步把與涉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相關的干預、幫扶、救助等工作提前到偵查階段這一訴訟程序之初,更為重要的是,還將對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情況、成長經歷等社會調查工作、心理測評、疏導工作等交給更為專業的人士來完成,使得案件辦理更為專業、高效。

“例如中心的社工中有專業做心理疏導的,我們已能細分到這個社工專門負責盜竊類案件,那個社工負責性侵案件的心理干預,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各司其職,司法的歸司法,社會的歸社會。”徐萍說,相關的干預、幫扶、救助等工作現在法規中是“可以”做的內容,但希望以后變成須“做到”的內容,“因為這些工作,對受侵害未成年人來說能減少二次傷害,能幫他們盡快走出陰影。”

目前,杭州的上城區、蕭山區、江干區都在做該服務中心的試點。最高檢推行的《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國家標準》試行工作中,蕭山區檢察院也成為全國12個試點地區之一。

在強制報告制度之外

西湖檢察院從預防做起將保護向前延伸

早在2018年8月6日,西湖區檢察院就與杭州西湖區教育局聯合會簽《關于建立校園性騷擾未成年人處置制度的意見》,并開始實施該意見。工作機制中對“校園性騷擾”做出定義,明確規定了校園性騷擾的發現機制、強制報告、先行調查、處置方式,以及后續的心理疏導、司法救助、保密義務等具體措施。例如學校發現校園性騷擾問題必須24小時內報案,向檢察機關備案,不得瞞報、漏報、遲報或私下調解等。

西湖區檢察院未檢檢察官鄭蕾介紹,該制度實施以來,全區70余個中小學立即制定實施方案,嚴格落實,目前沒有發現一例性騷擾學生的案(事)件,也沒有發生一例類似輿論信息炒作。

今年,西湖檢察院這方面的關注點更是往前延伸,希望能從預防做起。

“以前我們發現問題后就案論案,但這樣的效果有限。我分析了近3年的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后發現,侵害總是發生在一些未成年人不適宜進入的場所里,我就在想,有沒有可能從源頭預防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情況發生。”鄭蕾說。

建立未成年人“三不宜”行為處置制度

新興的私人電影院成管理檢查重點

今年5月25日,西湖區檢察院聯合區公安分局、人社局、文化廣電旅體局、市場監管局等10個部門聯合會簽《關于建立未成年人“三不宜”行為處置制度的意見》。這個“三不宜”,是指未成年人進入不宜場所、從事不宜職業、開展不宜活動。如未成年人進入歌舞娛樂場所、網吧、酒吧等;用人單位招用不滿16周歲的童工、招用已滿16周歲未成年人從事法律規定不宜從事的勞動等;向未成年人銷售煙酒,未經監護人允許攜帶未成年人開房等。

西湖檢察院牽頭各部門開展第一次聯合管理行動,對酒吧進行檢查。通訊員 孫月 攝

最近,鄭蕾又注意到新興的私人電影院。她發現,有的私人電影院有包廂且設有床鋪,房門可內鎖,未設置透明可視門窗,24小時營業并允許留宿,卻不需要身份登記核驗;有的不具備電影放映資格,片源版權也不合規,可能存在未成年人不宜觀看的內容;有的還存在銷售煙酒等情況,未成年人可以順利地在這里買到煙酒。

今年9月11日晚上11點,西湖區檢察院牽頭區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組成聯合管理小組,開展第二次聯合行動,檢查了兩家私人影院,發現存在經營業態與許可不符、經營時間不合規范、場所設置不合標準、對未成年人進入沒有特別的檢查規范措施等問題。

西湖檢察院牽頭各部門開展第二次聯合管理行動,對私人電影院進行檢查。通訊員 孫月 攝

參與聯合管理行動的西湖檢察院檢察官周玥介紹,“對于發現的問題,我們已依法向職能部門發出檢察建議,督促依法加強管理,對不合規之處依法處罰、督促整改,切實筑起未成年人安全的防護網。”

(文中案件當事人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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